在京城收藏圈中，赵庆伟这个名字几乎无人不晓。他在旧纸堆里发现了周恩来的信函、宋庆龄的批件、黄永玉绘画的插图原稿及米开朗琪罗的浮雕原作等各种珍贵资料。有人说他是“破烂王”，有人称他为“文化拾荒者”，还有人将之誉为海纳百川的“人民收藏家”。赵庆伟自己则说：如果收藏能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话，我很愿意选择。在他看来，收藏绝不是纯粹的个人爱好或者利益驱动，而是历史的注解，文化的守望。

　　聊起十多年来伴随着国内收藏界跌宕起伏的纷纭变幻，赵庆伟的眼神淡定又平和：“十几年前出现的拍卖是国内收藏界新时代的开启。在没有拍卖之前，搞收藏基本都是地下式的，没有一个正式的公开场合，琉璃厂只能算是一个局部的买卖场所。而拍卖市场的出现则给了收藏界一个特别大的刺激，甭管是喜好还是投资，人们对于收藏开始有了具象的概念。当然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记得1998年时，嘉德一个整场拍卖所得不过400多万元，还不抵今天一幅油画的价格。如今，收藏市场的规模在逐年扩大，几乎三年一个台阶，直至迅猛发展。”

　　那么，在十多年的收藏过往中，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？面对笔者的追问，赵庆伟感慨良多：“总体来说，我觉得以单纯的投资角度切入市场的比例越来越小了，而出于对文化的追寻和尊重的人却愈来愈多了。就拿我步入收藏圈时接触的一些人来说，那时候真正懂收藏的人很少，相反有资金、有实力的收藏者却大都是门外汉，盲目的从众者，根本不懂何为收藏。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真空地带，使得一部分既有相当的资本支持，又肯于学习、钻研的人在坚持不懈中得到了实惠，他们在多年的摸爬滚打中积淀了很多东西。这批人一路走来，早已不拘于交易投机的园囿，开始有了想法，思考更高的层面，比如，建一个博物馆、美术馆。有很多人意识到他们最初的投资积累是成功的，但在文化上是失败的，只有金钱的气息，却匮乏文化的血脉。”

　　“呵呵，这好像一个暴发户永远无法懂得什么是贵族。”笔者笑道。

　　“是啊，真正的贵族是一种文化上的优势和烙印。即使它现在不‘贵’了，远比不上那些当下被热炒的东西来得时尚、耀眼，但骨子里的高贵与气度不是时间可以湮灭的，它的文化内涵能够洞穿历史，照耀人类的心灵。最贵的就是最好的，很多高端的收藏人士信奉这一点，文化修养和学术素养的欠缺，使得一部分民间积淀下来的很学术化的东西流失了。所以，这两年兴起的建立文化平台热潮让文化的盲点凸显出来，很多藏家开始打造文化俱乐部、博物馆、美术馆，可找专家评估时，遇到障碍了，他们收藏的东西很多，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价值也很高，但学术性、文化性、历史性不足。这些东西是时下被市场追捧的对象，但没有代表性，缺乏连接历史的纵深感，还不够支撑起博物馆天棚的力度。庆幸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好转，很多新崛起的收藏家开始注重文化观、历史观和可持续性。比如，他们意识到了市场价值高不等同文化价值高，诸如瓷器、字画等高端藏品的交易投资并不能带来自我价值的实质性提升，他们试图以另一种身份出现——文化的保卫者、拯救者、弘扬文化的使者等等。反观现在一些收藏火花、烟标、门票、徽章等小东西，或是草稿、手稿等以往登不得大雅之堂的东西，因其稀有性、文献性、规模性以及历史代表性，将成为未来各种专题博物馆的‘座上宾’。”在赵庆伟看来，这就是文化的力量，是文化精神境界趋于成熟的转变。周春芽的油画《绿狗》价值百万元，但就文化层面，或者对于一个博物馆来说，周春芽成名前的一幅素描似乎更具有历史沉淀感。

　　赵庆伟认为，普通的收藏都是代代相传，而民间博物馆无疑是实现文化传播最好的方式，现在这个传播体系正在萌芽之间。抛却强烈的功利色彩，追寻文化的脉络，以文化的名义将收藏整合，这是现代文明对于历史和人文物质的敬畏和信仰。